桑海家园:首页新闻中心文化 》 正文

播火者,灵魂永远在路上

文化 | 2016-08-23 14:18:33 | 来源:桑海网

        “要么读书,要么旅行,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。”一部电影的经典台词成了自媒体时代的流行语。 
        在内忧外患、烽火连天的1935年7月,时年26岁的“爱国文青”范长江,为探索、追求抗日救国的道路,踏上了一条非凡“考察旅行”之路。于是,他的“身体和灵魂”便走在了“播火”的路上。
        这条路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北至包头、西达敦煌,全程4000余里(一说1万多里),历时10个月。川、陕、青、甘、内蒙古等省区的广袤原野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 
        这条路,“溯洄从之,道阻且跻”。在常人眼中,旅游采风往往是和“远方与诗”联系在一起的。有道是:“客子光阴书卷里,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岂知这只是属于小清新的浪漫。对于播火者范长江来说,“山一程、水一程,单向榆关那畔行”才是常态。有时“漠漠穷边路,迢迢一骑尘”;有时是“只有天在上,嶙嶙万山低”。长路漫漫,范长江走过“往往陷死人马”的烂泥地;捱过大雪山虎豹区;飞越过六盘山上空的乌云。他还不惜以身试险,亲自下水验证徐向前部士兵遭遇涪江寒水、冻僵而死的传说……这种种艰辛,远非我们今天坐飞机再转豪华大巴所可比拟。
        这条路给范长江带来了什么?很多人看到了范长江由此一举成名、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纸风行,但是这次西行带给他的最大的是思想洗礼——用范长江夫人沈谱先生的话说就是:“他终于从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”。
        这条路也刷新了他对新闻本质的认知。20多年后,做过新华社总编辑、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为新闻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:“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,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”。这一定义之所以能在新闻论史中占据一席之地,一方面因为它强调了新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,另一方面也凸显了“问题意识”在记者活动中的重要性。
        1937年初,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范长江时说,“我们红军里面的人,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。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,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。”80年后重读《中国的西北角》,我仍为范长江灵魂深处的问题意识,以及他研究社会事变的功力感喟不已。正是问题意识的驱使,他才会在学生时代发表振聋发聩的爱国演讲,从此踏上一条北上求索之路;正是问题意识的引导,他才“击中社会上绷得最紧的那根弦”,带着国人心中普遍的“问题”完成了西北之行的壮举;正是由于他对国内、国际问题的深入思考,才能在书中对当时的民族与宗教问题“尤有发人深省的描写与批判”,也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:“日本之攻略西北,不是借地防赤”,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,而是一种非常毒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。
        西北一行,使学生时代就培养起来的“问题意识”,在范长江脑海中生根发芽,并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。1961年,在“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”的舆论生态下,范长江却在《记者工作随想》一文中,大谈问题意识。他说:“一个记者,要有抱负。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 , 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。”“我自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,也是怀着两个目的的: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;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,抗日战争爆发后,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,那么我们的后方——西北、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?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。”
        今天看来,“问题意识”不足,仍然是新闻“没看头”和“深不下去”的一大原因。只有循着问题去策划、采访,记者才不至于流于有闻必录,复制、粘贴甚至“标题党”的野路子。一些人胸中无世界,心里无群众,又不愿像范长江那样迈开双脚,到群众中去实地调研,却幻想着成为范长江那样的名记者,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
        尽管范长江自谦“不是长于文学的人”,但自由报人曹聚仁仍将他誉为“开创报告文学的彗星”。重读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中的旅行通讯,不难发现其偏重于文学色彩的写作特色。墨卿在为该书第七版所写《代序》称:“长江君的通信有两个特点为他人所不及,一个是他的笔尖上带着丰富的烟土披里纯(注:英语灵感的旧译),一个是他对于所见的社会现象,并不是单纯的作直率的记述,而且是随时加以相当深刻的剖析。此外,作者有丰富的史地常识,差不多每到一处,总有一番时间的与空间的叙述,把那地方的自然环境先给人以一个明确的概念。”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范长江一本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在手,边走边写、边写边思考。凡所经之途,人文地理烂熟于心,历史典故信手拈来。虽然时隔80多年,重读这些文采飞扬的旅行通讯,仍觉兴趣盎然。
        范长江时代注重实地调查的“纸媒精神”,如何不被大数据、资料整合和“全新的阅读体验”所代替?那种重视背景、文气贯通的新闻文风,如何不被碎片化的后现代文风所代替?此时重读《中国的西北角》,我们会分外怀念那种取精用弘、情景交融的文风。
        但是,对于普通读者来说,读本书时也许会感到些许疑惑:书中的五篇系列通讯,似乎不足以反映作者“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实地报道红军长征”的用意。为什么呢?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《中国西北角》版本,并未收录包括《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》等7篇作品,而这些作品与红军长征的主题正相关!一些重要的旅行通讯被“雪藏”及其原因,无论范长江的传记还是相关的书序、书评都语焉不详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蓝鸿文教授1986年发现这一问题并曾指出,该书对“研究红军北上的动向”这一话题,虽然涉及到了,但总嫌不足,因此在《新闻战线》发表《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七篇轶文》一文。其后,1989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、2001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范长江新闻文集》,都以“红军与长征(1935年9月—1936年1月)”的标题将这7篇通讯收录在册。
        1937年,范长江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《塞上行》的自序中,坦诚地照录了一位朋友的批评性意见,即认为他的作品只是提出了问题,而没有解答,因为要解答,“需要大系统的思想”。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,范长江的胸襟是开阔的。多年后,范长江再一次诚恳地谈到,写这些文章“只是客观地‘提出问题’,还不是‘解决问题’。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,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,只能用‘透露’的方式,不可能正面叙述。”
        为了深入研究《中国的西北角》,全面认识范长江,希望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再版时,能还读者一个完整的“西北角”。如此“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变化中的范长江,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范长江”。只有这样,一位播火者的活的灵魂,才会永远在路上。